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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 刘大炜 李百加)就民进党当局和相关人士所谓“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没有光复”等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主任程朝云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抗战胜利后中国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符合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的规定，民进党当局肆意裁剪历史、歪曲历史解释，其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程朝云表示，民进党当局和相关人士的这些荒谬言论没有多少新意，不过是拾当年美国人牙慧的老调重弹。他们主要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否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否定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对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 程朝云指出，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1943年的《开罗宣言》已明确规定日本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等领土要归还中国。其后经过《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这两份国际法文件，《开罗宣言》规定的台湾归还中国的法律义务完全得到确认。根据这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的规定，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全面接收台湾，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她提到，在《开罗宣言》发表次年，中国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筹备台湾收复工作。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当天参加典礼的，除国民政府派出的党政军代表外，还有盟军代表顾德里上校等，显示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得到盟国的认可与支持。台湾民众更满怀激情，庆祝台湾光复。受降典礼完成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告正式成立，在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下，开始各项接收重建工作。一系列治理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随着抗战胜利，台湾已回归祖国，恢复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至于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程朝云指出，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抛出这一论调，违背《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完全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目的，是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的表现，并无法理基础。1951年，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单方面规定日本放弃台湾，却刻意回避台湾归属问题，企图将“台湾地位未定论”法理化。然而，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中国并未参与和会，苏联亦未签署该条约，其合法性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随着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得到确认，“台湾地位未定论”最终在国际社会破产。 “民进党当局近年来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由于历史早已证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此民进党当局不得不肆意裁剪历史、歪曲历史解释，但对于了解历史的人，往往能发现其根本站不住脚。”程朝云表示，由于相关言论对多年来接受“去中国化”教育的部分岛内民众可能有一定迷惑性，两岸学界有必要继续推动台湾史研究与学术交流，以正确史观为指导，也让两岸民众了解真实、完整的台湾史，而非任政客们裁剪、“打扮”的台湾史。(完) 【编辑:刘欢】
马上评｜杀妻未遂仍是夫妻：跨国服刑离婚案卡在哪里？ 澎湃新闻主笔 沈彬 6年过去了，“孕妇泰国坠崖案”的受害人王暖暖(化名)，还是没能离婚成功。 那个把她推下34米悬崖的凶手俞某冬，哪怕已被泰国法院认定为凶手、判刑33年零4个月，但仍是王暖暖的“合法丈夫”。这导致王暖暖无法重启新生活，无法重新结婚，理论上说，她现在赚的每一分钱都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甚至被婆家以婚姻的名义实施勒索。--> 终于在9月26日，这起旷日持久的离婚案，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为什么杀害妻子未遂后，两人还保持着夫妻关系，离婚就这么难吗？作为中国首起跨国服刑离婚案，本案的程序卡在哪里？为何迁延数年？又留下了哪些启示？ 第一，从国内法角度说，“缺席离婚判决”难。 从实体法律上说，我国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是：“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夫妻关系发展到“推下悬崖杀人案”，当然构成“感情破裂”，应该判离婚。 但是，离婚的诉讼程序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离婚案件非同于一般案件，有着突出的人格权益属性，要注重保护双方的诉权行使，缺席判决会很慎重。 《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1条、157条规定的，“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情形包括：一、“夫妻一方下落不明”，人民法院在受理离婚案件后，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庭，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 也就是说，除了一方下落不明，或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外，其他离婚案件一般不得适用缺席判决。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杀人未遂的丈夫俞某冬并不是“下落不明”，是明确在泰国监狱里服刑，因此不能适用公告送达程序；俞某冬也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甚至他也不是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拒不到庭”。 俞某冬有民事能力参与离婚诉讼，但是在事实上，没有办法离开泰国监狱参与诉讼，因此也不能适用“缺席离婚判决”。 第二，从国际法角度说，跨国诉讼司法协作困难。 要启动民事诉讼，就要送达司法文件。司法文件送达并不是像寄快递那么简单，它不仅是一个物流过程，更是法定的程序。跨国司法文件送达，涉及非常复杂的国际司法协作。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被告在国外的涉外离婚案件，通常的法律送达方式为：线上送达、向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送达、依照国际条约送达、外交途径送达等。但是，泰国不是《海牙送达公约》成员国，导致中方司法文书无法通过常规渠道送达。虽然中泰两国于1994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但该协定并未明确规范服刑人员这类特殊群体的文书送达程序。而且，泰国监狱部门也以“隐私保护”为由，拒绝提供在押人员信息，也不配合文书送达工作，导致程序拖延很久。 不仅是送达难，还有开庭难。王暖暖称，目前视频庭审背后是中泰双方多轮协调的成果，泰国相关机关曾尝试组织程序员专门为此次庭审搭建一个专门的视频APP，保证双方都可以使用，并确保俞某冬在监狱内的视频连接不中断。但是由于技术问题，泰国那边换了很多工作人员来操作都没做出来，最终决定使用WeChat作为视频工具。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让被害人可以与“凶手”离婚的再简单不过的案子，但是因为跨越两个国家，就涉及敏感的司法主权问题。泰国监狱一直以“安全风险”“隐私保护”“没有送达协议”等作为理由，配合不积极，双方的司法协作一直不太顺利。 第三，作为中国首起跨国服刑离婚案，启示在哪里？ 本案无疑是一起非常特殊、极端的个案，被丈夫推下悬崖、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女人，仍然无法摆脱噩梦一样的婚姻。甚至凶手丈夫、婆家还利用离婚困难，反向勒索被害人，这完全突破了人伦底线。但也说明现行法律程序、跨国司法协作有需要完善之处。 作为一起众所周知的杀妻(未遂)案，中国法院在受理离婚时，基于知晓丈夫在外国监狱服刑、沟通滞后、司法协助困难的情况下，能不能进一步扩大我国“离婚缺席审判”适用空间？ 目前，我国“离婚缺席”审判，主要适用一方下落不明，或者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等情形，对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因为服刑无法应诉的特殊情景，能不能适用缺席审判直接判决离婚？因为如果缺乏这样的制度，那么很容易激发“人性之恶”，就像王暖暖案这样，俞某冬不仅杀妻，而且不悔罪，甚至利用离婚困难要挟、敲诈女方。 其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旅游、经商、留学，会涉及复杂的生育、结婚、离婚、继承等涉外民事活动，在我国实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之外，还需要在程序上进一步拓宽国际司法协作渠道，完善跨境司法协作协议​​，送达、开庭、执行程序需要落实跨境实施方案。 王暖暖案的离婚困境，是传统的国内婚姻法律框架与复杂的跨国法律关系的冲突。王暖暖自己也表示：“希望我的离婚官司可以填补司法空白。”法律制度，往往因为“特例”而取得完善进步的，希望通过本案推动“离婚缺席审判”等制度的成熟。 【编辑:曹子健】